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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欧阳健:正史 野史
2019-08-05 01:00    来源: 未知      点击: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他为什么要如此突出“史家”对于小说的意见呢?这是因为,在古代中国,史官几乎垄断了整个文化,史籍也就成了包罗万象的古代著述的大总汇。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综录了先秦至西汉的著述五百九十六家,其中包括哲学、史学、文学、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天文、历法、占卜、星相以及医学卫生等等书籍,并用“小序”、“总序”的形式,对它们的学术原委、是非得失,都一一作出权威性的评述,以至使得后来的人“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十七史商榷》引金榜语)。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握有“论断艺文”大权的史官,对于“君子不为”的小说,往往怀有很深的成见,他们或者把小说看成是历史的附庸,是对历史的某种补充,或者把小说看成是历史的馀绪,是由历史派生出来的,等等。这种并不科学的观点,影响却非常之大,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的人相信历史是小说的原始形态和历史源头,是小说的“孕育者”和“先导者”。因此,要真正弄清古代小说和历史的源流和相互关系,离不开对于史官和史官文化的全面了解。

  “史”字,古文篆文都写作“”。许慎《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又”()是手,“中”却是无形的物德,不能用手持,所以又有“簿书”(江永:《周礼疑义举要》)、“简形”(吴大澄:《说文古籀补》)、“盛算之器”(王国维:《观堂集林》。)等不同说法。“算”与“简策”本是一物,盛算之器就是盛简之器,三种解释,都与记录有关,所以“史”的本义,就是记录,进而兼指用文字记录的人。还有,“史者,使也”(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白虎通论》说:“所以谓之‘史’何?明王者使为之也。”换句话说,“史”是由统治者指派并为统治者服务的。据《周礼》记载,在西周时有许多被称为“史”的官职,如大史(“大”音“泰”,后世写作“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合称“五史”,大抵“皆为掌管册籍,记文书草之人”(朱希祖:《中国文学通论》)。他们既掌管文书典籍,同时又担任记录所见所闻的工作。《礼记·玉藻篇》中说,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御瞽几声之上下”,意思是天子平日应该穿着玄色的衣服,端然燕居,他的行为由左史负责记录,他的言论由右史负责记录。《汉书·艺文志》也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汉书》所说的左史和右史的分工,与《礼记》不同,杜预认为:“左是阳道,故令人记动;右是阴道,故使之记言”,从左右阴阳来判定《汉书》的失误(《春秋传序正义》),看来是有道理的。总之,古代有史官的建置,使史官记言记行,是确实无疑的事情。试举几个生动的例子:

  战国时的孟尝君,在接待客人的时候,屏风后常有“侍史”记录与客人谈话的内容(《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不过是齐国的贵族,尚且有“侍史”为之效劳,就更不要说地位更高的诸侯王了。赵王与秦王会于渑池,秦王酒酣,请赵王奏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奉盆缶秦王以相逼,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可见当时对于记录言事的重视。除了本国的事情,对于外国的大事,也很注意及时的记录。著名的音乐家师旷有一次和晋平公谈起,齐侯同他宠幸的“嬖人”戏,从床上掉下来,跌伤了手臂,晋平公马上叫人写下“某月某日,齐君戏而伤”,后来还当面向齐侯核实此事(《涿冢琐语》)。按照《汉书》的说法,凡记事的书册,就是以时间为顺序的《春秋》,凡记言的书册,就是以历史人物言论为主的《尚书》,这些记录当时当地发生的事件的典籍,经过整理编纂,就成了后世所谓的史书。

  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是从文字产生以后才开始的。有了文字,才谈得上历史事实的记录;有了历史的记录,才谈得上史籍的编纂和在此基础上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和研究;人们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称作“文明史”,就是这个道理。

  文字的产生和成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黄帝的史官仓颉见鸟兽蹄亢之迹,初造书契,许多人不相信这种传说,因为文字不可能是某一个人“造”出来的。不过荀子所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解蔽篇》),却比较合理。当文字还处在图画、象形符号阶段的时候,一定有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符号并存于世,不易通用,仓颉大约做了把这些庞杂的符号整齐划一的工作,经他整理过的文字,才能独传于世。最初的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籀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单个的字数很少,不适宜表达丰富复杂的内容,而每个字的笔画却很多,加上当时的书写工具(主要是甲骨和简牍),使用起来相当的麻烦。王充说:“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断木为椠,片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论衡·量知篇》)在竹质的简和木质的牍上刻字或写字,都很不方便,简牍又非常笨重,不易翻阅和保存。汉武帝时,东方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史记·滑稽列传》附。)东方朔上一次书共用了三千奏牍,要两个人才能举起来,笨重可知。从地下出土的秦汉时代的简牍看,每片简牍长合当时的一尺(约 23厘米)、宽五分(约2厘米)、厚一分(0.2——0.3厘米),每片可以写一行文字,约三、四十个字。东方朔这篇奏牍虽长,也不过十万字左右,只相当于今天薄薄的一本小书!

  由于文字本身和书写工具两个方面的限制,古代的史籍,一般都非常简略。《曲礼》说:“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单片的叫简,几片简连编起来,就叫做“策”(在一般场合下,“策”又可写作“册”)。这就是说,小事一般只写在单片的简牍上,只有遇上大事,才用几片简写了以后连编起来。我们看《春秋》中的文句都很短,其中最短的每条只有一个字,如僖公三年夏六月,“雨”;宣公六年秋八月,“螽”。也有二、三字的,如襄公九年春,“宋灾”;桓公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等等。一般每条不过十多字。《春秋》记载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 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全书却只有一万六千馀字,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春秋》记事的过于简略,势必造成两个方面的先天不足:一是它只记录统治集团的政治活动如访聘、会盟、战争之类的大事,也记载一些如山崩、地震、水旱之类的重大自然灾害,却不记录其它的所谓小事;二是对于所谓大事,它也只粗略地录上一笔,而没有关于具体过程的记述。《春秋》为此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王安石语)、“流水帐簿”(梁启超语),是很可以理解的。可以想见,当时的人也不见得会满足于这种状况,因为人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人们不光希望知道大事,也希望了解更多的小事;即便是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人们也希望更多地了解它的细节,它发生的原因、它的过程和最后的结局,并对它作出自己的历史评价。

  看来,史官在这里差不多遇上了“结绳而治”的时代久已存在的困难了。在文字产生以前的邃古时代,人们用结绳和口述相结合的方法来记诵历史,绳结是记诵的凭依,而口述是记诵的内容。同本身毫无信息量(至少对于他人和后人是这样)的绳结相比,形、音、义统一于一体的文字,毫无疑问具备了确定的信息性。既然在结绳而治的时代,人类凭着大大小小的绳结,通过口述可以记住许多历代的往事,那么在已经有了文字的时代,这种口耳相传的方法,不是更可以发挥自古以来就承担着的职能,用来补充“书契”的不足吗?周谷城说:“口耳相传为介于简略之记录与复杂之书册中间的过渡方法。”(《中国史学之进化》)同远古时代由老年人讲述史事的做法不同的是,这时却专门挑选了一批盲人来担任记诵史事的职务,这便是“瞽史”的设立。

  据《周礼·春官》介绍,有一种被称为“瞽蒙”的人,掌“讽诵诗,奠世系”,他们和掌“邦国之志,奠世系”的“小史”,构成了相互配合的关系。郑玄的注解说:“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也,小史主定之,瞽蒙讽诵之”,就是对这种关系很好的表述。帝王的世系,是古史中的大事,小史经过考定,记载在简牍上,文字自然也是极简略的,其中的委曲,就由瞽蒙通过背诵(《周礼·春官》注:“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来加以补充。瞽蒙是盲人,可以专心致志,不易将记诵的内容遗忘。《国语·周语》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这段话中提到的“瞽”、“瞍”、“蒙”,都是盲人;“师”,指的是乐师,一般也多由盲人担任,如春秋时大名鼎鼎的师旷,就是一个盲人,《史记》说他“生而无目”,但也有说他是“熏目为瞽人,以绝塞众虑,专心于星算音律之中”(《拾遗记》。)。总之,当时的统治者好像非常器重一班与世无争的盲人来为自己服务。上面的话中两次说到了“瞽”,第一次单称“瞽”,他的工作是“献曲”,就是歌以有韵的曲。《逸周书》记师旷见太子晋,歌《无射》道:“国诚宁矣,远人来观;修义经矣,好乐无荒”,就是借献曲来箴谏的例子。《诗经》中有不少史诗,如《大明》、《绵》、《生民》、《公刘》等,追述先王功德,用以昭示来裔,这些诗也可能作为一定场合下“瞽”所献的曲子。第二次称“瞽史”,他的工作是“教诲”,就是引申古史来提醒天子注意鉴戒。前文所引《礼记·玉藻篇》“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后面,还有一句“御瞽几声之上下”,郑玄注:“几,犹察也,察其哀乐”,也是强调对于“瞽”的提示的重视。据《国语·楚语》记载,卫武公已经九十五岁了,还要求在朝的“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不要因为他年迈了而抛弃他,应当时时儆诫他,使他“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这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史不失书,蒙不失诵”,意思是史官不要漏记了该记的事情(主要是自己的过失),瞽史不要忘了讽诵该讽诵的内容(主要是以过去的史事来临事开导自己)。总之,“瞽史”的设立,以及他们和史官相配合来记诵历史,是毫无疑问的事。

  当史官们由于文字和书写工具的诸多限制,用极为简略、实际上是不得不与口语脱节的“文言”记录史事的时候,瞽史们却可以把这种限制抛到九霄云外,运用高度圆熟的口语,充分而详赡地诵说历史的全部过程和丰富细节,加上瞽史们所特有的博闻强记的才能,以及他们所继承的自有人类以来延续了百万年的“口耳相传”叙述历史的传统经验,他们诵说的内容,不知要比用佶屈聱牙的文言记录的史册生动、细腻多少倍。“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正像希腊著名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得赛》相传出于盲人荷马之口一样,《春秋左氏传》的作者左丘明,也是一个盲人。司马迁称左丘明为“鲁君子”,孔子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可见孔子和左丘明生在同一时代,而且二人的好恶也相同。那么,《春秋》和《左传》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后人把《春秋》说成是“经”,而把《左传》说成是解经的“传”,按理说,“经”是第一位的,“传”须依附于“经”而行,无“经”则无“传”;可是刘知几却说:“《传》之与《经》,其犹一体,废一不可,相须而成。”(《史通·申左》。)“经”与“传”为什么会是“一体”的关系而“废一不可”呢?关键就在于,二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春秋》的简略的记载,如果离开了《左传》的丰富内容,就会不知所云。“传”,过去一般都解释为“训诂”,《春秋公羊传》定公元年有“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的句子,何休的注说:“‘读’谓‘经’,‘传’谓‘训诂’。”但《春秋》定公元年的“经”只有一个字“王”,根本不需要什么“训诂”。《公羊传》所做的,是说明为什么这一条不按惯例在一年开初写上“正月”两个字的缘故,《左传》所做的,是详细叙述“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将以城成周”的事,都与解释词义无关。《公羊传》疏说:“‘习其读’,谓‘习其经而读之’云;而‘问其传’者,谓‘问其夫子口授之传,解诂之义矣’云。”把“传”说成是“夫子口授”的没有用文字记述的具体内容,也知道“经”之不能离开“传”。其实,“传”的本来涵义,不是训诂,而是传诵;传诵的人不是别人,就是“瞽不失诵”的瞽史。左丘明就是最为杰出的瞽史。徐中舒说:“《左传》出自左丘明的传诵,左丘明出身贵族,博闻强记,既熟知统治阶级的历史,又习闻瞽(先辈的诵说,他就在这样环境中积累了更丰富的史实,成为当时最有修养的瞽史。同时他又必须经常将这些史实融会贯通起来在瞽(中传诵下去,使这些史实有机地联系起来不至湮灭。他一年又一年地反复传诵,使他的文学技能达到更高的境界,因而,他所传诵的历史可以说:在内容方面是丰富的,组织方面是严密的,修辞方面是考究的。《左传》文章就是以这样的文章为蓝本的。”(《〈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梁启超赞扬《左传》“其文虽时代甚古然无佶屈聱牙之病,颇易诵习”(《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左传》的成就,就是瞽史的成就。

  当瞽史们大显身手的年代,统治者还设立了一种“稗官”,把他们派到民间去采集“街谈巷语”,以供参考。这些民间的街谈巷语,就被称做“小说”。班固《汉书·艺文志》说: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关于“稗官”的确切含义,后人有不同的解释。如淳说:“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颜师古说:“稗官,小官。《汉名臣奏》‘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减什三’是也。”两种解释都有道理。稗官,首先是职位较小的官吏的通称,而他们的职责又确实是采集并称说街谈巷语之类的细碎之言。汉代儒者贾山在《至言》中说:“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工诵箴谏,瞽诵诗谏,公卿比谏,士传言谏过,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庶人、商旅之人,由于地位卑贱,不可能直接进言于君主,只能由士来“传言”,余嘉锡认为,这些“传言谏过”的士,就是稗官,他们所传的街谈巷语,就是小说(《小说家出于稗官说》),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晋语》中说:“吾闻古之言:王者德政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祆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韦昭注释说:“风,采也;胪,传也。”“风听胪言于市”,“问谤誉于路”,就是采传言于市而问谤誉于路的意思。

  稗官从民间采集传言,目的自然也是为统治者服务;但同按统治者的意志记录史事的史官不同,稗官采集来的街谈巷语,并不反映统治者的意愿和要求;相反,从总体上看,它们是与统治者所倡导的“大道”不相一致的“小说”,是“闾巷小知者”所经历的事情和“刍荛狂夫”的议论。它和“君子”即统治集团中的史官郑重其事记录下来的“春秋”、“尚书”一类东西相比,是极其卑微的,但是价值却非常之大,只是在当时书写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一般不大可能被记录下来,即或有所记录,也只能用较小的简牍写下片段零星的文字,所以被称为“短书”(桓谭:《新论》)。由于不受重视,很容易散佚。《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十八篇,已经不是最早的稗官所采的小说,而到了梁代,仅剩《青史子》一卷,至隋代,就已尺简不存了。

  古代稗官所采的小说虽已湮灭,但稗官的设立,却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良好传统。由于资料的匮乏,对于稗官的活动和他们所采传言的内容,后人虽然无从考证,但还是可以从一些侧面的材料中了解到一些大致的情况。如《论语·微子篇》中,曾记有楚国的狂人接舆,高唱“凤兮凤兮,何德之衰”;耦而耕的长沮桀溺,感叹“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荷条丈人责备孔子,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都带有“刍荛狂夫之议”的性质,这一类的人物的言行如被稗官所采集,也就成了小说。

  古代和稗官采集传言相仿的,还有“王官采诗”的活动。《礼记·王制篇》说:“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大师是掌乐之官,他所陈的诗是各国的“国风之诗”,目的是“观其政令之善恶”。这些诗是怎么到大师手中的呢?古书上有各种说法。刘歆说,三代、周、秦时都有“轩车使者”、“(遒人使者”, 在每岁八月巡行路上,以求歌谣。(《与扬雄书》);《汉书·食货志》说,每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敲着木铎(一种以木为舌的大铃)巡行路上,采取怨刺之诗献给大师,配上音律歌给天子听;《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还说,“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王官采诗的内容,我们在《诗经》的十五国风中还可以看到,其中确有相当多的篇章是来自民间的作品,反映的是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情感,如《豳风·七月》,写的是农人的悲苦生活,他们吃的是“郁”、“薁”、“葵”、“菽”,住的是残破不堪的房子,为“公子”辛苦劳动了一年,到了年终,却发出了“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哀叹。从性质上讲,国风和“传言”,都是“闾巷小知者之所及”和“刍荛狂夫之议”,本来也是“君子弗为”的小道;有幸的是,由于诗能合乐,后来渐渐被用于政治、外交和其它社会生活中,“献诗陈志”和“赋诗言志”成为一种表情达意的手段,广泛流行开来,最后由于经孔子之手作了一番编订整理的工作,《诗三百篇》一下子被推崇为“经”,从此身价百倍。而稗官所采的传言,却享受不到这种幸运,大都湮灭不传了。

  在文字产生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史官用极其简略的文字记录当时发生的大事的同时,又由瞽史用讲诵的办法来加以补充,从而构成了“相须而成”的关于史事记录的完整系统。稗官采集的民间传言,本来与这一系统并无关联,但如果这些传言对统治者的言论行为发生了影响,也有可能进入史官的记录,而更多的传言由于它们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尤可能成为瞽史讲诵的组成部分。

  史官的记录,瞽史的讲诵,稗官的传言,三者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周谷城说:“介于历史与史学之间者为记录,记录之后面为历史,记录之前面为史学。”(《中国史学之进化》)他所说的“历史”,指的是人类过去活动的独立存在,当左史、右史随时记录天子王公的言谈举止的时候,他们不是在记录关于遥远的往事的回忆,而是在记录顷间之前刚刚发生甚至尚在持续之中的现实活动。从后人的眼光看,他们的记录确实留下了许多极宝贵的史料,但站在当时人的立场上,他们实在不过是在反映现实的存在而已。如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的崔杼弑其君光,“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氏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齐大史据事直书的精神,一直受到后人的赞扬,他们所做的,就是反映现实的客观存在。最近有人发表文章,说《尚书》和《春秋》都不是历史著作,因为《尚书》不过是当时政府里的文职官员为君主起草的文书、政令、诏告之类的汇编,《春秋》也只是古代的“典册”(《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这就把记录与史籍的区别看得太绝对了。正如一个人写日记一样,你可以说他是在记录自己的历史,同时也可以说他在反映现实的生活。翦伯赞说:“文字的记录,始于记事,故中国古代,文史不分,举凡一切文字的记录,皆可称之曰史。”(《史料与史学》。)需要略作补充的是:除了文字的记录,记忆在人们脑海中、流传在人们口头上的,同样也是一种“记录”,它们的内容,既可以称之为“史”,而同时又是地地道道的“文”(一直到汉代,还没有“史部”的分别;“史”成为一个独立部门,始于晋代)。这就从一个基本点上,沟通了历史和小说的联系性和统一性,为历史和小说在“史”的格局内的天然而畸形的分工,奠定了文化学上的基础。

  由于文字的进化,单字的数量逐渐增多,而单字的笔画和写法又逐渐简易,加以书写工具的改进(如由在简牍上刻字变为用笔写字,以及纸的发明和推广等等),文字的使用比以往大为方便。随着时间的推移,史料的积累逐渐丰富,“史”的观念也逐渐强化,这些因素,大大地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和分化。

  首先是史从简到繁的量的充实。最早的史书如《春秋》,内容过于简略,若没有瞽史的讲诵,简直不得要领,所以刘知几说:“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哉?”而当书写条件得到改善以后,把左丘明所讲诵的历史笔录下来,成为《春秋》的有机部分,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比如《春秋》记事开端的隐公元年,有“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的记载,《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对于作为“外国”的郑国的事情,不可能有详细的记录。而《左传》的相关部分中,却铺叙了一大篇极为精彩的文章,千古传诵不绝,还被收入《古文观止》的首篇。读者不仅由此知道了郑庄公和他的弟弟共叔段争权夺利的复杂斗争过程,而且还明白了为什么史书要称郑庄公为“郑伯”,是讥刺他的“失教”;为什么共叔段是弟而史书不称他“弟”,是因为他“不弟”;为什么明明是兄弟争夺权力的斗争而史书要使用“克”字,是因为这种斗争已具有“二君”相争的性质等等所谓微言大义。《左传》由口头传诵、笔录到最后编定成书,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有人抓住左丘明与孔子同时而《左传》又成书于战国以后的“矛盾”,否定左丘明是《左传》的作者,都是没有弄清史从简到繁的特殊过程的缘故。

  其次是史从近到古的源的追寻。当书写工具和文字本身都非常不趁手的时候,史官们所能措手的,自然是及时记录当时发生的大事。据《吕氏春秋·先识览》:“夏太史终古见桀惑乱,载其图法出奔商;商太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以奔周”,夏、商两代太史所记载和掌管的,都是本国当代的有关典志。这样,他们就把有关远古的事情,留给了瞽史的讲诵,同时也留给了民间的口头传说。《尚书》所载的史事,最早只上溯到尧;但尧决不是历史的开端,尧以前也决不会没有历史。尧以前的历史,当时虽没有文字记载,却流传于民间。《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昭子问他:少皞氏为什么以鸟名官,郯子回答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 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少皞氏是郯子的高祖,他对于自己祖先的世系自然是记得清楚的,决不会出于任意的编造。《左传》昭公十八年记载,宋、卫、陈、郑大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大庭是传说中黄帝之前的古国,它的都城遗址就在鲁城内,鲁国又在这个地方造了一座府库,因地势高显,所以梓慎登以望气。可知古国大庭氏的史事,也在民间广为传说,否则怎么连都城的遗址都凿凿有据呢?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人们往往引古喻今,于是古史的传说渐渐形成了系统。《战国策》记苏秦说秦惠王道:“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酹〖FJJ〗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 齐桓任战而霸天下,由是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如果说苏秦排比出古史体系尚有出于术士的需要的话,那么到了司马迁作《五帝本纪》,方真正以史家的身分把古史的系统理清楚了,于是古史方才堂堂正正地进入了史书,历史也才开始真正变成了记叙往事的历史。

  于是,史家就碰到了一个非常重要而棘手的问题:如何去辨别史料的真伪?毫无疑问,远古以来的传说也好,瞽史们的传诵也好,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必然会加进去许多不真实的成分,令人或信或疑。关于五帝的问题,司马迁就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他一方面注意到《尚书》没有关于黄帝的记载,而百家所说的黄帝又多涉于神怪,不是典雅之训,觉得难以徵信;另一方面他又到崆峒、涿鹿、东海、江淮等地方调查,那里的长老都纷纷称说黄帝尧舜旧迹,据他考察,那里的风俗教化又确实与别处不同,因此又觉得还是有根据的。最后,他“择其言尤雅者”,写下了《五帝本纪》。

  所谓“其言尤雅者”的标准,实际上是坚持了正统史书记事的两个标准:一、录真实而弃怪异;二、录重大而弃微小。司马迁在记载关于禹的事迹的时候说:“《禹本纪》言河出昆仑,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于《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史记·大宛列传》)又如关于荆轲的事迹,他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史记·刺客列传》)这都是录真实弃怪异的事例。师旷是春秋时代著名的大音乐家,《左传》襄公十四年、十八年、二十六年、三十年和昭公八年,六处记录了师旷的活动,重点都是他对于国君的箴谏。而在汉代刘向分类纂辑先秦至汉代史事的《说苑》一书中,收录有关师旷材料五条,其中《辨物篇》说晋平公出猎,先后遇见乳虎伏而不动、有鸟环飞不去,自以为是“霸王之主出”的吉兆,师旷却用“德义”的大道理加以驳斥,扫了晋平公的兴,晋平公“异日置酒虎祁之宫,使郎中马章布蒺藜于阶上,令人召师旷。师旷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师旷解履刺足,蒲伏刺膝,仰天而叹。”晋平公用布蒺藜来报复师旷的恶作剧没有载入正史,显然是由于细事末节被舍弃了。

  总之,这些原先瞽史讲诵中所包含的“异传”、“杂说”,到了史的系统的记录编纂时,都被大量地舍弃了,因而称作“旧史遗文”,被自然而然地推到“小说”的行列中来了。如梁武帝作《通史》时,认为“刘敬昇《异苑》称晋武库失火、 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其言不经”(《史通·杂说》。),敕司徒左长史殷芸编为《小说》,“是《小说》因《通史》而作,犹《通史》之外乘”(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十二。)。殷芸的《小说》,是第一部以“小说”为名的书,后人为了区别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就把殷芸的《小说》称为《殷芸小说》。

  过去的史官之所以被称为史官,首先是因为记录史事是官家所垄断的事业,非私人所能染指,其次是史官以史为终身职业,而不能有其他的事业。随着史学地位的确立,著述史书会给作者带来不朽的盛名,一些不具备史官身份的人,也纷纷开始写史。不过,他们或者由于见闻不广,或者由于旨趣不同,他们所专注的,恰恰就是为官史所鄙弃的来自稗官的异传、杂说,为了和正统的官史亦即“正史”相区别,他们所写的史,就被称为“稗官野史”,或简称“稗史”。同时,一些具有史官身份的人,也不甘心只记录那些为官方所认可的内容,往往喜欢搞一点业馀的爱好,如曾经著有《晋纪》并被赞为“良史”的干宝,东晋元帝时以佐著作郎领修国史,是一名真正的史官。可是他在修史之馀,又“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晋书·干宝传》)为主要内容的《搜神记》,他撰述此书的目的,也不是供统治者以资治的借鉴,而是为了“明神道之不诬”并让读者“游心寓目”(《搜神记序》)获得审美的愉悦。《搜神记》材料的来源,除了“承于前载者”以外,还有“采访近世之事”得来的,也就是说,既有为正史所弃的“旧史遗文”,又有新近采集来的“稗官野史”。

  这样,我们就基本上弄清了小说的两大来源:旧史遗文和稗官野史;而古代的稗官传言,很可能被当时的瞽史所吸取,成为生动的口述历史的组成部分,因此,无论从来源性质、表现形式、思想内容来看,都有相一致的地方。当正史正式形成独立体系的时候,作为小说的稗史,虽然受到贬抑,但还是被当作“史”的一部分,和正史形成为在“史”的范围、格局、框架中的一种分工。从它们的地位看,尽管显得尊卑判然,不大公平,但联系中国文化的历史特点,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这种分工是合乎情势、符合文化演进规律的,实际上是有利于小说的发展和繁荣的。

  先从作为“稗史”的小说一方面来看,一切稗史的作者,包括汉魏六朝的志人志怪的作者,都异口同声地宣称:他们是在做着一种极为严肃、庄重的写史的工作,尽管他们所写所录,重要性远远不能和正史相比,但却可以起着补充、辅助正史的作用。小说这种甘愿退居次等地位的姿态,不仅赢得了史家的宽容,也大大鼓舞了更多的人去从事以往被看作“君子不为”的小说的著述,从而发挥自己多馀的才能。晋代葛洪撰《西京杂记》,据他自己在这本书的跋中说,刘歆曾经编录汉事,撰有《汉书》一百卷,“未得缔构而亡”。经他考校,班固的《汉书》的有关部分,差不多全取刘书,只是其中有“小异同”罢了;刘歆原书中为班固所不取的材料,不过二万言左右,“今抄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裨《汉书》之阙。”刘歆撰写《汉书》的事,尚无史料证实,也许是出于葛洪的假托,但这种假托只是为了表明:《西京杂记》也是一种“旧史遗文”,且有“裨《汉书》之缺”的价值,《隋书·经籍志》把它归入史部旧事篇,就是承认了葛洪的表白。颜师古说:“今有《西京杂记》者,其书浅俗 ,出于里巷,多有妄说。”(《汉书·匡衡传》注)那么它的最初来源,还是出于稗官野史。《西京杂记》中有一篇关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恋爱故事:

  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愁懑,以所着?霜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既而文君抱颈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贳酒。”遂相与谋,于成都卖酒。相如亲著鼻裈涤器,以耻王孙。王孙果以为病,乃厚给文君,文君遂为富人。

  “这个故事,几乎写出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相爱、私奔,直至司马相如病故等过程。其中以‘贳酒’为重点。因为‘卖酒’是司马相如夫妇整治卓王孙,设谋致富、摆脱贫困的手段,因此具体描绘了卖酒场面:‘相如亲著鼻裈涤器,以耻王孙。’而有意地省略了《史记》中‘文君当垆’的情节,突出了司马相如的形象。”(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全篇的着眼点,就在为正史所不取的细微末节,说它可以起“裨阙”的作用,还是符合事实的。

  葛洪还写有一本《神仙传》,是宣扬“仙化可得,不死可学”(《神仙传自序》)。的神仙故事,如《李仲甫》篇写神仙李仲甫有隐形术,但闻其声,不见其形。有一书生从学隐形术,费用数十万,毫无所得,书生性褊急,便怀匕首往杀之──

  ……先与仲甫语毕,因依其声所在,腾足而上,拔匕首左右刺斫。仲甫已在床上,笑曰:“天下乃有汝辈愚人,道学未得而欲杀之,我宁得杀耶?我真能死汝,但恕其顽愚,不足问耳。”使人取一犬置书生前,曰:“视我能杀犬否?”犬适至,头已堕地,腹已破,乃叱书生曰:“我能使卿如犬,行矣!”书生下地叩头,乃止,遂赦之。

  全书充满了荒诞奇幻的色彩,但《隋书·经籍志》还是承认它是历史著作,归入史部杂传类。

  稗史因为居于正史之馀,在那重视史的时代,固然得以抬高自己的地位(曹植说:“街谈巷语,必有可采。”刘勰说:“稗官所采,以广视听”),同时又因向被视为“小道”,没有太多的拘束和禁忌(如明人黄省曾序《西京杂记》,就说它有“触忌而须讳”的毛病,并举例说:“其触忌者,则庆郎、赵后之类是也”。《西京杂记》卷二记庆安世与赵后事,这在正史中是须避忌的),可以比较放手自如地写自己要写的事。从内容上看,多是“寓言异记,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从手法上看,则可以有更多的细节,更多的想象。如被胡应麟称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 《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二)的《燕丹子》,就显示了与《史记》不同的旨趣。司马迁在写《刺客列传》时,碰到燕太子丹受质于秦时,秦王嬴政提出只有“天雨粟、马生角”才能放他归国的史料,司马迁认为这种传说不可靠,因而加以删除,而《燕丹子》却着意在这方面做文章:

  燕太子丹质于秦,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欲求归。秦王不听,谬言“令乌白头,马生角,乃可许耳。”丹仰天叹,乌即白头,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为机发之桥,欲陷丹。丹过之,桥为不发。夜到关,关门未开,丹为鸡鸣,众鸡皆鸣,遂得逃归。

  不仅采用了为司马迁所舍弃的内容(《史记·刺客列传》的相关部分仅“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十六字),还增益了富于怪异色彩的逃归经过,全篇情节丰富曲折,细节精彩入微,《隋书·经籍志》把它著录于小说家类,是十分正确的。

  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对于所谓“偏记小说”作了一个总的评价,认为它“能与正史相参”而“自成一家”。他把史流杂著分为十类:一、偏记;二、小录;三、逸事;四、琐言;五、郡书;六、家史;七、别传;八、杂记;九、地理书;十、都邑簿。每一类又各举四部作品为代表,其中绝大部分都合乎后人小说的标准,或被看成小说。如被列为“权记当时,不终一代”的偏记类的《楚汉春秋》(陆贾撰)、《山阳载记》(乐资撰),列为“独举所知,编为短部”的小录类的《竹林名士》(戴逵撰)、《汉末英雄》(王粲撰),列为“好奇之士,补其(国史)所亡”的逸事类的《西京杂记》(葛洪撰)、《拾遗》(谢绰撰),列为“街谈巷语”、“小说卮言”的琐言类的《世说》(刘义庆撰)、《语林》(裴启撰),列为“故乡学者,编而记之”的郡书类的《陈留耆旧》(圈称撰)、《益都耆旧》(陈寿撰),列为“贤士贞女”、“各为之录”的别传类的《列女传》(刘向撰)、《孝子传》(徐广撰),列为“求其怪物,有广异闻”的杂记类的《搜神记》(干宝撰)、《幽明录》(刘义庆撰),等等,真如“波委云集”、“玉屑满箧”,令人叹为观止。翦伯赞说:“此等杂史,虽其写作体裁,不及正史之有系统,行文用字,不及正史之雅典,但因杂史所记,多系耳闻目见之事,而且其所记之事又多系民间琐事,故其所记,较为之史,皆为真切。”(《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翦伯赞在这里还是以史家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史流杂著的价值的,而从小说史家眼光看,它们都是披着“稗史”外衣的真正的小说作品。吕思勉指出:“史家之意,虽欲有所记识,以遗后人,而其执笔之时,恒系对当时之人立说,此实无可如何之事。日用寻常之事,在当时,自为人所共知,不烦记述,然阅一时焉,即有待于考索矣。”稗史之专注于历史人物日用寻常之事,不仅廓大了正史的内容,而且在事实之外,写出了社会生活的全部情状——情节、细节、语言、情感,并加以夸张渲染乃至虚构幻化,真正满足了“今之史家,求情状尤重于求事实”(吕思勉:《先秦史》)的要求,也使自己成为满足读者审美要求的文学作品。

  再从作为“正史”的史书一方面看,具有正统地位的史书,自然是一本正经地记载着那有关于资治助政的历代大事,而把稍涉奇异之事统统摒弃,如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对于“屈原怀沙自沉,四皓羽翼储君,严光加足帝腹,姚崇十事开说之类,皆削去不录”(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二十》)。但是,正史并未从此与小说绝缘。其中的原因,大约有以下三条:

  第一,正如吕思勉所言,古人治史,用意有二:一、如《诗》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史书“历记古今成败存亡祸福之道”,为的是使统治者“知秉要执本”。二、如《易》所谓“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实际上只能算作政治学、哲学,而不能算作史学。因此,古人于史事是否信实,并不重视,流为“轻事重言”之弊(《先秦史》)。史学为政治、伦理服务,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为此,可以编造、传播、相信祥瑞之类的不经之谈,也可以抹杀、掩盖、歪曲统治者的恶德暴行,从而离开了信实的准则。

  第二,司马迁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安书》)史家著为史书,不是无所为而为的。“发愤著书”,超越了史学“持中”、“中正”的冷静规范,把史家内心的情感看成是一种驱动力量,这就必然使史书具有浓烈的感情倾向性,而向小说靠拢。

  第三,古代的史料,大多凭口耳相传,“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论衡·正说篇》)即使慎重如司马迁,也只能做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五帝本纪赞》)而已。

  由于上面的原因,许多杰出的史书,都含有小说的因子。如《左传》“郑伯克段于鄢”,写郑庄公杀死共叔段以后,又把母亲姜氏弃于城颍,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这是一个重誓,意思是今生永不相见。后来他有了悔心,却又不好违背自己的誓言,颍谷封人颍考叔为他想了个主意,掘地及泉,隧而相见,于是“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冯镇峦说:“千古文字之妙,无过《左传》,最喜叙怪异事,予尝以之作小说看。 ”(《读聊斋杂说》) 至于《史记》,已不是记言记行的旧式史籍,而是以人物为中心的新型史书,“俨然与传记文学结有不解之缘”,“描写人物,过于烦琐,史书之效用,几乎为文学之效用所遮”(周谷城:《中国史学之进化》)。《史记》所写的人物,除了重要的历史人物外,还以浓墨重彩写了许多次要的人物。钱穆说:“如战国时,迁书记孟尝、信陵、平君、春申四公子故事,均不见于战国策。而如孟尝君门下之冯谖,信陵君门下之侯嬴,平原君门下之毛遂,此皆三公子三千食客中所希遘难得之杰出人才,然世人亦仅知有孟尝、信陵、平原而已。自经迁书之详载,乃知孟尝、信陵、平原之得为孟尝、信陵、平原,其背后乃大有人在。”又说:“田横身败流亡海上,应汉祖召,驿站自刎,在汉初开国史上可谓无影响。其随亡者五百人,则更无姓名可考。秦末汉初之际,死者千千万万,迁书乃独详田横及其宾客五百人,成为千古文学嘉话。此下一部中国二十五史,类此者不绝。若果以今人之史学眼光加以衡量,则此等无关历史大局之记载,岂不认为繁文琐节,滥充篇幅乎?”(《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司马迁在所谓主持军国大事的主要人物背后,写了一大批不被重视的平凡人物,并显示他们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倾注了自己的炽热感情,这些,都与小说的精神完全相通。

  《史记》又并不专记大事,有时对于小节琐事以至情感心理却更有兴趣。“如管晏列传,有关齐国大事均略,而独叙管、晏二人遗闻轶事三数节,非以详其事,乃以见其人。”(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又如《张仪列传》写张仪游说楚国,不仅没有受到重用,反被疑为盗玉之人,遭到“掠笞数百”的体罚,受辱回家以后──

  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 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

  不仅如此,后世之修史,还有从小说中采集材料的。胡应麟说:“刘义庆《世说》十卷,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世说》以玄韵为宗,非纪事比。刘知几谓非实录,不足病也。唐人修《晋书》,凡《世说》语尽采之,则似失详慎云。”(《少室山房笔丛》)钱钟书也说:“《晋书》出于官修,多采小说;《南史》、《北史》为一家之言,于南北朝断代诸《书》所补益者,亦每属之为正经无关系之闲事琐语,其有乖于史法在此,而词人之喜猎李延寿二《史》,又缘于此也。”(《管锥编》第二册)这些例子都说明,正史要彻底摆脱稗史,是几乎办不到的。

  总之,自从文字产生以后,历史和小说,就以“正史”和“稗史”的身份,共处在“史”的范围之内,它们之间虽有崇高与卑微、典雅与鄙俗之分,而实际上却又处于界限混沌不清的状态。钱钟书说:“正史稗史之意匠经营,同贯共规,泯町畦而通骑驿”,因为“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管锥编》第一册)“稗史”中有历史的成分,“正史”中也有小说的因子,二者虽然实际上在分途、分工,但又都自称是“史”的撰述。这种情况,到了宋代才开始发生变化,标志就是在欧阳修所撰《书·艺文志》中,把《旧唐书》中本列在“史部杂传类”的自张华《列异传》、戴祚《甄异传》至吴筠《续齐谐记》等志神志怪者十五家一百五十卷,王延秀《感应传》至侯君素《旌异记》等明因果者九家七十卷,“始退为小说,而史部遂无鬼神传”;清代纪昀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把《山海经》、《穆天子传》退为小说,“于是小说之志怪类又杂入本非依托之史,而史部遂不容多含传说之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正史对于稗史的“不容”,正是小说摆脱从属地位、争取独立品格并取得成效的结果。董乃斌说:“中国古代文人以文言创作的小说,是以子、史二部为母体并从中脱胎而出的。当然,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推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独立乃是这一类创作的文学性加强到足以与子、史著作分道扬镳、自立门户的结果。”(《从史的政事纪要式到小说的生活细节化——论唐传奇与小说文体的独立》,《文学评论》1990年第5 期)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作为“稗史”,与正史是相辅而行的一种分工,不能说是从后者的“母体”脱胎而出的。强调小说对于“子、史写作规范的突破、否定和超越”,在小说成为一种具有真正独立品格和价值的文体方面的作用时,千万不要忘记:在产生小说的长篇巨著的土壤和气候还不具备的古代中国,稗史在“史”的大框架中的长期实践,实际上都在为小说的成熟创造着条件,积累着经验。

  欧阳健,江西玉山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1956年5月参加工作,1980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开招收研究人员的正式考试,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录取为助理研究员,1995年9月调福建师大中文系。曾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明清小说研究》杂志主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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